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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司法律师】书摘: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问题实务与思考

2014-10-26 20:28:25 来源:成都律师在线 作者:刘新年 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成都律师在线】摘要:新公司法实行折衷资本制度,否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我国原公司法没有隐名股东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曾经承认过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司法实践解决认定股东资格问题以原公司法为依据,有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方面因素作为判断标准。但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两者不一致存在冲突时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对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较大。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不仅是否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而且还否定了公司内部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定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对社会信用机制和国家对公司的管理秩序也起到了对抗作用。至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由其他法律进行调整,不由公司法调整。

  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和股东资格认定的变化,其价值取向:基于鼓励公开投资和交易,对隐名投资人为规避法律进行投资的行为加以限制;强化股东自治,排除隐名出资人对公司的不当干预;强化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信力和公示力,四是综合调整股东与各方面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关系。

  新公司法明确了甄别股东资格的三种证据,解决了原公司法认定股东资格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冲突时的法律困境,原公司法制度下的股东资格两要件说被三种证据原则所代替,对于解决公司法律实务疑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公司法律实务中的一个难点问题。2005年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等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试从适用新公司法解决司法实践中隐名股东资格问题人手,进行股东资格认定的实务和理论分析。

  一、新公司法否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公司法理论中没有“隐名股东”的专门研究。公司法实践中有“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一说,在公司设立和股权转让过程中,由于社会、市场等原因,实际出资人在公司内部及公司登记中不是股东,而是隐名出资人即隐名股东,而由隐名出资人控制或支配的人为显名股东。

  我国原公司法没有隐名股东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曾经承认过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南国酒店公司股权争议一案系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确认隐名出资人为实际股东的案例。京山公司是南国酒店公司的实际投资者,华兴公司是港商并不是南国酒店公司的实际投资者。南国酒店与华兴公司、京山公司签订了由华兴公司出任合资方但实际不出资,京山公司出资但不作为股东建设娱乐大楼并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南国酒店公司的协议。京山公司把自己在南国酒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京华公司后注销,京华公司主张在南国酒店公司的股东权益,南国酒店公司不承认京华公司具有股东权益讼争至法院。法院判决,以南国酒店与华兴公司、京山公司签订的由华兴公司出任合资方但实际不出资,京山公司出资但不作为股东建设娱乐大楼并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南国酒店公司的协议,违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中外合资经营合同必须经批准才有效的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但是,因娱乐大楼已经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南国酒店公司,南国酒店公司已经成立并实际经营多年,返还京山公司所受损失已不可能也不尽合理,因此,从公平合理原则出发,应确认京山公司在南国酒店公司的股权,因而确定了京华公司的股东资格。[1]

  [1]常健、汪灏主编:《股东财产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2001年至2005年,上海百事可乐饮料公司股权归属纠纷案陈秋芳私人家族与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股权争议,五年四审未结。国有资产还是私人资产难分辨,公司利益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隐名出资人利益冲突,存在是否隐名股东的争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投资上海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资本不是国有资产的证明文件,证明该资本是陈秋芳私人家族作为隐名出资人而投入的,陈秋芳私人家族具有上海百事可乐饮料公司股东资格,并裁决28%的股份。该案在社会上引起重大争议,全国许多知名专家学者认为该判决有误。但着眼点是在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的效力及权限行政法领域进行讨论。没有在民商法领域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能否享有股权的公司法律进行讨论,对隐名股东能否具有股东资格都提出没有异议。[l]

  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的仅是少数特例,多数和一般情况下,不被认定为股东。上海百乐门公司通过宝城公司间接向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对上海静安商楼有限公司投资,并通过宝城公司间接分享收益分担损失,实际上是上海静安商楼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百乐门公司主张在“静安商楼”的40%股权.一审认定百乐门公司在“静安商楼”具有股东资格。二审改判认为,作为隐名股东在“静安商楼”的投资中并不具名,也不是“静安商楼”的权利主体。百乐门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通过与宝城公司之间隐名投资协议来实现的,该协议的效力仅限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宝城公司之间,百乐门公司不能以该协议对抗第三人,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其为“静安商楼”的股东缺乏法律上的依据。[2]

  [1]薛刚凌、左大培、江平、应松年、姜明安、莫于川在法制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大洋网、广州日报的文章或访谈。

  [2]常健、汪灏主编:《股东财产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现实生活中存在股权争议,解决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司法实践解决认定股东资格问题以原公司法为依据,有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方面因素作为判断标准。实质要件是股东实际出资,形式要件是股东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记载,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中有登记。但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两者不一致存在冲突时如何认定,公司法没有规定,也没有司法解释,是形式服从内容,还是内容服从形式,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因此司法实践中,除了依照法律裁决外,还依照公平合理等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予以考虑,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较大。我国公司法没有关于股东与股份概念的界定,存在法定资本制度与公司登记公示、公信作用的冲突,与公司内部协议、章程等合同相对作用的冲突,注册资本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理念、谁投资谁收益的国家政策与国家行政权力确认的登记效力的冲突,受人恩惠利用别人资本生财与合法投资受益的道德冲突;因而出现了法与法之间规范冲突,法与情理和道德的冲突,即法与正义的冲突。公司法理论界对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与人合性、股份的财产性与社员身份性表现在股东资格认定具体问题上存在学术争论,是股东资格认定产生理论和认识分歧根源。有的认为股东是出资人或股份持有人,股东因其出资从而取得股东资格,[1]这种观点倾向于隐名出资人应为隐名股东,在特定情况下应确认股东资格。有的学者认为,认定股东“形式化证据一般优先适用,而实质证据个别例外适用”,[2J一般情况下隐名出资人不应认定股东。我国公司法设立实行的是行政机关登记制,原公司法强调政府行政权对公司的干预和管制,公司登记的目的既要是通过行政权保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即股东的权益,又要保证交易安全。注册资本作为公司经营的物质基础和对社会的担保,基于公司法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原则,只要在公司登记机关被登记为公司的出资人,其股东权益就受法律保护,该人就具有股东资格。没有在公司登记中被列为股东,就不认定股东资格。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所谓投资关系属于两者之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由公司法进行调整。(3]所以,多数情况下,对隐名出资人不认定为股东。

  [l]刘瑞复:《中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戈宇:《公司股权转让操作指南》,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版。

  由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和公司以及诸多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涉及到股权的行使、股东利益的分配和责任的承担,因此,股东资格认定在公司股权纠纷案中成为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隐名出资人被认定为股东,不仅是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否定,否定了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内部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定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对社会信用机制和国家对公司的管理秩序也起到了对抗作用。而且隐名股东没有与公司形成直接的法律关系,不直接对公司的管理和决策行使权利,不直接承担风险,因为没有充任股东,可以不对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存在公司经营状况好,便主张股东权利,否则,不主张权利,不承担风险,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因此,解决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是当前我国公司实践和公司立法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也不属于公司与外部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他们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其他法律进行调整,不由公司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这样既维护了公司法律规范的统一性,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了社会公平,解决了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2005年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法定资本制度变更为折衷资本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定否定了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承认其享有公司的股东权益。

  新公司法否定了以实际出资作为股东的必要条件,把认缴出资作为股东责任。新《公司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改变了原公司法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的规定,按照新规定认缴出资额的人是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股东,如果该人认缴后不出资,则对公司承担该数额的出资责任。所以,认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首要条件不是实际出资,而是负有出资义务,不一定是已实际出资的人;股东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缴纳资本。另外,新公司法还规定,有限公司经过全体股东约定,可以不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在新增资本时不按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股权可以不与实际出资比例完全一致,所以根据实际出资对于认定股东资格确定股权没有了决定性意义,已不能成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了。股东是否出资,以及出资数额在公司内部是股东之间的约定义务问题,不是构成股东的必要条件。

  新《公司法》总则第16条第2款和第3款出现两个新概念: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规定了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担保必须经股东会的程序,规定了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第21条关联交易中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规定了法律责任。在附则第217条第(三)项中明确了实际控制人的含义,“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这一规定为否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确定了法律依据。实际控制人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隐名出资人即投资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隐名出资人有的对公司行为具有实际支配能力,有的不具有实际支配能力。按照该条款规定,通过投资关系对公司行为具有实际支配能力的隐名出资人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那么,那些不具有实际支配能力的隐名出资人更不是公司的股东。

  新公司法否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就否定了其享有股权的身份。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因此,依据这些规定,解决隐名出资人对股权的归属纠纷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与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是相对应的。新公司法总则对股东义务和责任做出了新规定。认定股东资格,就是要其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否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否定其享有股权的身份,也是出于隐名出资人不承担法律赋予股东的义务和责任的客观实际,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而采取的立法措施。隐名出资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关系显名股东操纵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也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新公司法针对这一问题,对公司权力做了限制性规定,公司为隐名出资人担保必须经股东会表决,受隐名出资人控制的股东不得参加股东会的表决;对在关联交易中实际控制人应承担民事责任做了特殊规定。这些规定不仅解决了我国公司法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且维护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

  因此,新公司法施行后,解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股权争议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显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持有股权;隐名出资人不具有股东资格,不持有股权。

  二、正确理解新公司法认定股东资格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变革

  股东通过投资协议组成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进行经营活动,是公司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的法律关系十分复杂,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是通过上述法律关系实现和承担的。认定股东资格,是与解决上述各种法律关系和法律纠纷相联系。因此股东资格和股权的认定是分层次和层面,从解决具体法律纠纷,从解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承担者角度考虑的。公司立法要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公司法的资本制度和股东资格紧密相联,直接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决定了股权和股东责任的行使和承担。新公司法对我国原法定资本制度进行改革,变为折衷资本制度。基于实行股东认缴资本制,股东的出资责任比实际出资对于公司更为重要。认缴资本承担出资责任是判断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和股东资格认定的变化,其价值取向一是基于鼓励公开投资和交易,提高交易效率和便利,兼顾保护交易安全,因此降低投资门槛,对隐名投资人,对规避法律进行投资的行为加以限制;二是强化公司市场主体地位,强化股东自治,突出公司内部章程和股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排除外部隐名出资人对公司的不当干预,加强股东权保护力度,保护合法投资人的利益;三是强化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信力和公示力,促进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四是综合调整股东与各方面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关系,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把社会正义上升为法律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新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认定对于公司法理论产生了变革。股份的财产性与社员身份性都具有相对性和条件性。否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突出股份的社员身份性,弱化财产性,以认缴出资责任代替实际出资,体现折衷资本制度的两面性和调和性及灵活性。

  三、新公司法关于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原则和运用

  为了确定股东资格,新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对股东不仅负有出具出资证据、记载股东名册的义务,而且还有进行公司登记和变更登记的责任和义务。把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登记限定为对抗第三人作用,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另外还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些规定明确甄别股东资格的三种证据:一种是出资证明书和股权转让协议,是证明股东出资的书面文件,是确认股东身份的基础性证据;第二种是股东名册,凡是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在法律上就推定为股东,这是产生股东法律效力、股东主张股东权利的书面证据;第三种对抗证据,就是公司登记机关的公司登记,对善意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具有对抗作用,排除其第三人主张效力的作用;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1]三种证据的适用,解决了原公司法认定股东资格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冲突时的法律困境,修正了实际出资为实质要件的缺陷,把出资证明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股东的基础证据和源泉证据,把认缴出资作为构成股东资格的法律基础。股东名册成为股东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的书面证据,股东名册和章程是解决公司内部股权争议的法律依据。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登记是社会与债权人向公司追究股东责任的法律文件,是对抗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的法律文件。正确运用三种证据,就能解决股东资格的认定和股权争议及股东责任问题。原公司法制度下的股东资格两要件说被三种证据原则所代替,对于解决公司法律实务的隐名股东、挂名股东、于股股东股东资格认定等疑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刘俊海2005年11月l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前沿论坛学术报告”,载《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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