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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捞人”为目的所付报酬的处理

2013-08-28 22:50:42 来源:成都律师在线 作者:周向阳律师 编辑

 

  【裁判要旨】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为嫌犯的利益委托他人办理法律事务,如果约定以该嫌犯可能得到的不同的司法处理结果作为委托人是否支付报酬或者支付报酬多少之条件的.该委托合同内容无效。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为减轻、免除嫌犯的处罚,给付受托人钱款用以“打点”、“搞定”办案人员,干扰正常的刑事司法活动,该钱款应属于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依法应当予以收缴。

  【案情】

  原告(上诉人):金某。

  被告(上诉人):黄某。2008年8月,金某的丈夫韩某

  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金某经其亲戚汤某介绍认识黄某,黄某承诺可以“搞定”把韩某放出来。金某与黄某签有两份协议书.署期为2008年12月3日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金某委托黄某为韩某聘请律师,黄某负责与律师沟通协调、结算费用;二、金某分次给付黄某180万元,其中5万元不论委托事项处理结果如何,金某均不得请求返还,另175万元按如下约定处理:(1)如果韩某无罪释放或被判缓刑,该款归黄某所有;(2)如果韩某被判有期徒刑不予释放.黄某应将该款项全额返还金某;三、上述款项包括金某应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调查费等,若实际发生费用低于约定数额的.多余部分作为给黄某的补偿,若实际发生费用高于约定数额的,金某不再另行补偿黄某。署期为2009年5月3日的协议书则约定金某分次给付黄某200万元,其中195万元按如下约定处理:(1)如果韩某被判有期徒刑,但金某被查封的价值上千万元的房产最终解封的.则该195万元归黄某所有;(2)如果韩某被判无期徒刑,且查封之房产被当作犯罪所得被没收的,黄某应将195万元返还金某:该协议的其余内容与前一份协议相同。

  金某先后给付了黄某200万元。黄某为金某就韩某一案聘请了律师,支付律师费3万元。2009年7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审判处韩某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40万元。该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月20日.金某以与黄某之间的协议系以刑罚结果作为合同约定的标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应属无效为由.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黄某返还195万元。

  被告黄某辩称:原告金某称其丈夫因偷税被羁押.同时原告本人的房产亦被查封,所以请被告帮助原告处理相关事宜。被告收到了原告支付的款项用于包括代为聘请律师、被告交通等费用和与一些部门接触的成本,被告为此自身收入也受影响,这些均涵盖在原告给付被告的钱款内。双方签有两份协议,原告诉称依据的是第一份协议,双方所签第二份协议约定即使韩某被判有期徒刑.但查封的原告房产解封的,被告所收款项也不予退还。该协议并不违法,被告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名下的房产已解封.故不同意返还原告款项。

  在审理中,金某向法庭陈述,其通过汤某找到黄某.当时黄某承诺可以“搞定”把韩某放出来,黄某对所收款项表示是用来“打点”的。汤某亦作证证实了金某的上述说法。对于所收200万元,除3万元用于支付律师费外,黄某称其余款项主要用于应酬、咨询、出差、招待等,但黄某未能举证证明其余款项的实际用途。

  【审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合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应确定双方最终实际履行的是署期为2009年5月3日的协议。结合该协议书的内容、实质和目的、当事人陈述以及汤某的佐证,应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明显是以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结果作为支付协议报酬的条件,有损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公正性,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应属无效。本案黄某共收到金某给付款项200万元.其中3万元系用于支付律师费.对黄某实际付出的劳动可酌定合理报酬2万元,乘余195’万元系黄某基于非法目的而收取的报酬,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当予民事制裁。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95万元的诉讼请求。同时,一审法院对黄某作出予以收缴违法所得195万元的民事制裁决定。

  宣判后,原、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求同一审。黄某不服一审民事制裁决定书,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金某委托黄某的意图系通过黄某使用“打点”、“搞定”等非法手段对国家刑事司法活动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施加影响,该约定无视法律的公平正义,无视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损害规范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的建立,进而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双方所签协议应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合同。金某支付黄某巨额款项的目的主要系欲用于“打点”、“搞定”的非法活动,扣除能够证明的合法支出和合理报酬外,其余依法应当予以收缴。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作出维持民事制裁的复议决定。

  【评析】

  当前,在一些刑事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为了使嫌犯能够减轻或免除刑罚而委托他人提供所谓的法律服务,报酬收取多少则与刑事司法活动结果(嫌犯是否受到刑罚或刑罚轻重)相关联,而受托人则以承诺可以达到委托人期望的结果来收取高价报酬。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俗称为“捞人”,本案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下文结合本案,就以刑事司法结果作为报酬支付条件的委托合同效力问题以及收取报酬的处理方式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一、不论受托人是否律师,刑事风险代理的约定无效。

  在刑事法律服务活动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与受托人约定,以嫌犯是否受到刑罚或者所受刑罚的轻重,作为受托人是否收取报酬或者收取多少报酬的条件,这种现象可称之为“刑事风险代理”。如果受托人是律师的,则刑事风险代理行为已明确被有关律师法律规定所禁止。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律师收费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收费办法虽然属于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但具有上位法授权依据。律师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可见,律师法授权价格主管部门(发改委)和司法行政部门(司法部)制定具体的律师收费办法,律师收费约定如果违反了《律师收费办法》的强制性规定.也可以被认为违反了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亦即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刑事风险代理为《律师收费办法》所明令禁止,该类约定当属无效。

  本案受托人黄某并非律师,只是一般的自然人,该如何认定委托人与非律师的自然人签订的刑事风险代理协议的效力呢?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解释方法,具有专业法律服务执照的律师尚不能从事刑事风险代理.那么非律师的一般自然人更不能接受刑事风险代理的委托,其所签相关协议当然无效。

  刑事风险代理行为之所以被国家法律所禁止,是因为刑事司法活动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首要目的系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全,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为主要任务,也最强地体现出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容任何不当因素对刑事司法活动的独立性、权威性予以干扰。而刑事风险代理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极易损害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诱发类似“捞人”的行为,故法律予以禁止。而民事诉讼主要是对当事人私权利纠纷的处理,是对当事人私权的配置,并以纠纷化解为主要目的.所以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允许代理律师实行风险代理.

  二、对委托人支付的意图用于干扰刑事司法活动的钱款之处理。合同无效后果的常规处理方式是相互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分担损失。对于刑事风险代理委托合同,如果委托人事先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支付的报酬将用于或意图用于“打点”、“搞定”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手段干扰刑事办案的,则当该委托合同认定无效后,受托人收取的报酬应返还委托人(当然可扣除受托人合理支出和合理报酬)。但如果事先委托人和受托人就合谋由委托人出钱,受托人用该钱款去“打点”、“搞定”办案人员,那么委托人与受托人事先均有共同参与违法行为的故意,该支付的钱款依法应当予以收缴。本案就属于后一情形。这里尤其需要阐明两个问题:

  第一,收缴的对象系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可见,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予以收缴的对象有两类财产,一类是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一类是非法所得。非法所得应是指从事非法活动的增值收益,例如非法经营的收益、非法借贷的利息。而在类似于本案的刑事风险代理活动中,委托人支付的报酬属于“本金”性质.并未产生增值收益,本案没收的195万元报酬对于受托人而言是非法所得.而对于委托人而言是本已失去的财产,委托人并无非法所得。故本案没收的法律依据并不是“没收非法所得”。而“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则不限于财产增值部分,只要支付的钱款系用于或意图用于进行非法活动,该财产就应当予以没收。本案的证据表明,委托人金某事先明知受托人黄某将把巨额报酬用于“打点”、“搞定”办案人员.仍然将钱款交付受托人,则双方已经构成从事非法活动的共谋.该报酬属于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故应当予以收缴。

  第二,受托人所收钱款是否实际用于干扰办案不影响收缴制裁。本案受托人黄某在诉讼中不愿透露所收巨额款项的实际用途,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受托人是否真的将该钱款用于“打点”、“搞定”办案人员,还是自己私吞。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影响将该款项认定为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

  因为现有证据至少能够证明委托人和受托人已经合谋由委托人出钱给受托人用于“打点”、“搞定”办案人员,委托人也支付了钱款。对于该钱款,如果受托人能够证明用于合法用途的,则应予以扣除.不列入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范围;如果受托人证明该钱款确实已经用于非法活动(如贿赂办案人员),则应将该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追究相关办案人员法律责任,该部分钱款应在另案中向实际收受钱款的人员追缴;如果受托人无法证明该款项之实际去向的,则基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事先合谋欲将款项用于非法活动的行为,可以直接将受托人所收款项作为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予以收缴。

  三、余论——打击“捞人”行为。

  当前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委托他人“捞人”的情形时有出现,本案即是典型一例。这类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刑事司法活动,损害司法公正和公信.加大了腐蚀司法干警的危险.应予坚决打击。在法律上,对于这类协议应属无效的争议不大。争议较大的是协议认定无效届,委托人所付钱款是应当返还还是应当收缴。对此,前文从法律层面已经作了细述。从社会效果而言,倘若委托人和受托人事先合谋“捞人”,而捞不成功委托人仍然能够把钱拿回来的话,则委托人的违法成本过低,对委托人而言毫无风险和警示可言。故本案的司法处理标准对于打击刑事案件中的“捞人”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公信,净化司法干警执业环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徐子良、郑璐;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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